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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维舟

作者： 维舟

共济会的标志

你可能多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近三百年来世界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背后都有一个神秘组织——共济会的影子。

据说这个起源于英国的准宗教组织领导了美国独立战争；起草了美国宪法；支配着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和财政，整个美国政府从奠基之后就一直受共济会操纵，历任美国总统只有被暗杀的林肯和肯尼迪不是共济会成员；连美联储也从属于它们，世上所有花美元的人其实都是在花共济会的钱。

不仅如此，这个组织的神秘长老团还怀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为此他们甚至有预谋地发动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便进行一次重新洗牌。

这些故事听起来确实曲折生动，而且似乎能让人一下子简单明了地了解所谓“历史真相”，像金融危机这样的事件如此纷繁复杂，那种“一小群神秘人物幕后操纵了所有事件”的说法实在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解释，并能有力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共济会真的是这样一个庞大的操纵集团吗？

据称美元上也有共济会标志

一个秘密组织的兴起

和其他秘密组织一样，共济会最让人恐惧、也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其神秘，虽然它已经是这类社团中最不秘密的一个了。

实际上，围绕着它的众多阴谋论，最关键的一个矛盾就在于：所有这些论调都声称共济会秘密干下了所有这些事件，因而是一支可怕的隐秘力量；但同时，人们却又似乎普遍知道这些事正是它所操纵的——而这就谈不上秘密了。

共济会的英文正式原名为Freemasonry，直译即“自由石匠”，其标志上有圆规和曲尺图案，象征着对伟大宇宙秩序的建构。其公开文献《共济会宪章》将其历史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认为圣经时代的石匠（当时只有他们掌握着几何与自然科学的知识）创造了这个组织，目的是以理性和知识克服人类弱点、重回神的领域。这些石匠秘密交流宇宙天文、几何、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互称“兄弟”，以图重建上帝的秩序。

秘密组织的起源年代常常是无法认定的，就像中国人所熟知的天地会，虽然常被认为由郑成功创立，但实际上很可能直到一百年后的乾隆中叶才成立，而其口号“反清复明”更是直到嘉庆年间才出现。

共济会也是如此，它的第一个总会所（Grand Lodge）于1717年6月24日成立于英国伦敦，此前只有一些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不定期在一些小酒馆里的非正式集会。在这一天，会员们投票选举安松·塞亚为第一代总导师（Grand Master），因此这一天普遍被视为近代共济会运动的开端。

这里一个不可回避但又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共济会为何在此时、在此地成立、又为何秉持这样一种意识形态。

众所周知，16-17世纪欧洲兴起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英国、德意志等地出现了许多新教团体，与天主教会决裂。为对抗这一改革，天主教会也相应发动了一场“反宗教改革运动”，其中尤其是组织严密的耶稣会，成为教会最顽强的斗士。

当时那些护教心切的国王及天主教当局，事实上对那些“自以为是以及对教条说三道四的家伙”，是越来越没耐心了，这又反过来激发了主张理性的那些团体的反弹。

17世纪英国国教、天主教、清教徒的内部斗争十分剧烈，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才稍稍稳定下来，共济会便在这个环境中生长出来。与共济会宗旨相似、并同样发展为秘密组织的的光明会，也在1776年创立于欧洲大陆的巴伐利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共济会和光明会一样，都主张用理性力量来改造人类心灵，甚至推广启蒙原则，并进而改变世间秩序。

这种信仰在欧洲也有着深厚的根源。如《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一书中所言，

从最早的记录开始，在思想史中就贯穿着这样一个概念，即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的连贯的世界。人类本能地排斥一种观念，即人和他们周围的环境是众多偶然因素的结果。

在欧洲思想中，这种“有序世界”的观念尤为强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用严密的数学规律来解释世界的有序性，他们认为数就是“人类思想的向导和主人，没有它的力量，万物就都处于昏暗混乱之中”，强调只有在这样的秩序中，我们才发现了一个可理解的宇宙。

这个学派的密教特征与共济会不无相似之处：严格规定所有教徒必须对教外严格保守秘密，不得泄露有关教派的一切规条、教训、学说、状况；在教内不立文字、不做记录，所有教导、指示都只凭师徒、上下级之间的口耳相传。

随着欧洲文明的发展，到中世纪中叶，上帝越来越经常地被描述为机械术语里的工程师或者建筑师。

14世纪的一位法国主教Nicole Oresme将上帝描述为以人启动手表的方式启动了这个世界——上好发条、然后让它自行运转。

在这里可以看到共济会等组织的神学思想根源：他们认为，人间充满不幸，秩序崩坏，而人性中则有许多缺陷，因此，要建立一个天国式的协调秩序，就要按照一个工程师一般的上帝形象，依靠严密的组织，来秘密而有计划地推进人间秩序的改造。

发展：公开化与神秘性

那么，这样一个似乎怀着“美好愿望”的组织，又是如何演变为世人眼中操纵许多阴谋的、令人恐惧的力量的呢？实际上，这与其说是因为其强大，不如说是因为其神秘性。

早期共济会是秘密结社，一个身体无残疾的、持有神论的成年男子赞同其理念便可加入。但他们大多是通过秘密的人际网络发展，成员大多来自上层社会，热衷于维持排他性因素，例如1780年代初的法国共济会成员虽然彼此互称“兄弟”，但禁止工人阶级会员加入，更坚决排斥女性，因为“自由交往和启蒙的责任只是男人们的事情”。

这也是不同国家秘密组织的共同特征，严格会员资格、入会仪式的强调能在成员内部创造出一种自豪感，并有助于形成一种内部团体感及手足之情。实际上，现代社会一切的高级会员俱乐部都是如此。

和早期基督教一样，共济会最初重视在上层阶级发展会员，1722年沃顿公爵成为新一代总导师，据说一度曾说服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王储加入共济会，只是因为王储英年早逝而功亏一篑。

不久之后的1745年，荷兰出版的一本匿名书籍暴露了共济会的许多内部礼仪和活动规则，这反倒成为共济会活动公开化的一个契机，会员逐渐向中产阶级转化，现代共济会大部分活动均已公开。

1751年7月，一部分分支机构由于不满英国总会所的现代化倾向，公开宣布另立门户，从此这个“古典派”与余下的“现代派”之间为争夺最高领导权长期纷争，直到1813年11月才达成和解，成立英国联合总会所（United Grand Lodge of England，简称UGLE）。

同期共济会也在迅速地向外扩展，尤其是英属领地，爱尔兰及苏格兰总会所分别于1725年和1736年成立。在同一时期，所有共济会的内部派别都扩张至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其会员确实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就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的一名共济会成员。

1920年代，200万美国共济会成员为纪念这位先驱，共同修建了一座“乔治·华盛顿共济会纪念堂”（The George Washington Masonic Memorial）。但华盛顿是其成员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共济会在背后操控和组织了美国独立。一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华盛顿本人有意组织一个独立的“美国共济会总公所”并自任第一任总导师，但这也从未得到证实。

共济会一直在英美较为发达，现在全球约300万共济会成员中，就有约240万在英美。但在其成立后不久，也在向欧洲大陆扩散。

法国东方公所（the Grand Orient de France）于1728年成立，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曾一度繁荣，但波旁王室1815年复辟后只落得惨淡收场。此后当法国分会开始接纳无神论者为会员后，1877年英美的共济会宣布与之断绝来往。

1849年，共济会在上海正式开设了在中国的第一个会堂，此后的一百年间主要在华从事慈善事业。

进入20世纪后，共济会主要以基金会等现代组织形式存在，其成员活动已基本公开化。不难看出一个基本的历史脉络：共济会这个组织的神秘色彩随着发展而逐渐褪去，以理性改造世界秩序的信念已逐步变成推动慈善事业，人们对它的组织内部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可以说这个秘密组织已经没有多少秘密可言。

然而，一个看起来十分费解的悖论是：无论在大众心目中还是通俗读物中，关于共济会拥有许多秘密权贵成员、并在幕后操纵惊人阴谋的传闻，却从未衰歇，甚至还越传越神了。

如影随形的阴谋论

绝无偶然因素。对于公众来说，没有任何一件事不是有意策划和控制的结果。
——Jean-Noël Kapferer《谣言》

自共济会诞生之后，这一名字几乎就没有离开过阴谋论的漩涡。

吊诡的是：某种程度上正因为共济会是近代西方最早为人所知、也为最多人所知一个秘密社团（这就意味着它已经不大秘密了），又有着重塑世界秩序的信念，所以人们经常将许多真实或虚构的阴谋归于它的名下。

这就像基地组织一举成名之后，每当世界各地（尤其是中东）发生什么恐怖袭击的时候，世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会不会是基地组织干的？

这种虚虚实实的揣测常常使人过于夸大秘密组织的力量，似乎它们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当然这可能也正是秘密组织所期待的效果之一。

现代社会的运行又极为复杂，尤其在新闻、外交等领域，信息被集中掌控，公共舆论看上去总像是在被引导。

人们对于征服全世界的阴谋又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这时候，他们宁可相信，有少数秘密权力精英在操纵着世界事件。借用汽车大王Henry Ford的那句名言：“世界对生活指导的所有需求都能用一本儿童图书的两页即可写完。”

这些阴谋论的先驱之一是苏格兰人John Robison，他于1797年提出一种观点，即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这样惊心动魄的革命活动必定是被操纵的。

两年后，美国神父Jedidiah Morse发展了这一观点，推断光明会和共济会已经渗透进美国，“共济会已经与美国体制结构彻底捆绑在一起了：他们并不准备推翻政府，因为他们就是政府。”

1903年俄国《旗帜报》刊载一系列题为《犹太人控制世界的计划》的文章，首次公开提出一个著名的阴谋论，即有一群所谓“犹太锡安长老”密谋控制全人类，并公开一份文件，题为《共济会与锡安长老会世界联盟会议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Sessions of the World Alliance of Freemasons and of the Sages of Zion），这份文件随即成为反/共济会和反犹运动中最重要的文献，也是此后几乎所有阴谋论的始祖文件。

虽然这份文件后来据考证系沙俄秘密警察伪造，但却它却迎合了19世纪末以来欧洲关于犹太长老图谋统治世界的谣言，因而深深影响了欧洲政治，到1920年代成为欧洲各地反犹的重要武器。

据英国学者F.L.Carsten所著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的共同点之一是“反对共济会的，更不用说是反犹主义的（意大利除外）”。

如法国的夏尔·莫拉斯将犹太人、新教徒、共济会会员、外国佬并列为四类“反法兰西”分子，当时法国右翼的很多教士僧侣憎恨共和国这个“可恶的犹太-共济会政权”，因为它使教会与国家分离。1919年德国执行暗杀任务的“执政官组织”暗杀的目标就是“犹太人、共济会会员、耶稣会士”。

匈牙利1923年成立的极右翼“种族防御党”，其宗旨之一就是在匈牙利铲除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在比利时右翼的弗兰德主义者中，共济会纲领同样是攻击目标。

“共济会”还常成为政治清洗的借口，1941年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的铁卫军枪杀一切“叛国者”和原来著名的政治家，借口就是：他们都是共济会成员。

在这种周期性出现的阴谋论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个核心论述：即有一个小群体试图控制世界，与这种邪恶意图的斗争则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较量。

这种启示录式的世界观倒是真的对现实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多次提到，德国人和犹太人虽然方式相左，但目的都是要控制世界，他上台后进一步利用捏造的文件来指控共济会受犹太人掌控，意图控制整个德国和欧洲。

1950年代初有高达70%的美国人相信苏联的目标是统治全世界，而与之斗争就是一场世界性的、光明与黑暗、自由与奴役、基督精神与反基督精神之间的殊死较量。

这种偏执的信念导致无止境的怀疑，几乎能在一切善意和公开的举动中看到某些邪恶动机。

美国的民兵组织虽然抱有不同的理念，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普遍想先美国正遭受一个旨在建立世界秩序的古老阴谋的威胁；而这个反基督运动被某个秘密集团（可能是美国政府或共济会）操控。

很多谣言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美国政府关于肯尼迪暗杀的说法迄今未能说服所有美国人，前些年又传说奥巴马是穆斯林，手上戒指图案则表明他是共济会成员。

这种揣测也不新鲜，1981年美国还谣传宝洁标志是魔鬼标志，隐含着撒旦数字666，是敌基督化身，据称宝洁还将公司利润的10%奉献给一个信奉撒旦的教派；为了杜绝这个谣言，四年后宝洁决定自此在所有产品上取消这个图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济会相信并向往一个有秩序的宇宙，而这些阴谋论的信奉者也是出于同样的缘故：他们总是想象在偶然、混乱、错综复杂的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个秩序，只不过那是被一小群人操纵的秩序。

法国学者Gil Delannoi曾指出，建立在对头号敌人的恐惧之上的意识形态，有如下特征：

存在指挥世界的地下网络；

财富被一小撮人掌握；

拒绝融入民族的群体；

潜在按照超民族或世界主义标准划分的异族人群；

存在虚伪的普世思想（来自教会、邪教、国际政治、共济会）的宣传；

掌握并操纵经济命脉和媒体；

通过秘密仪式与魔鬼结盟；

诸如此类。

在这种心态下，共济会只不过是秘密、异端、阴谋的代名词，成为一个箭垛，人们把所有的恐惧都投射在它身上。

当然，这也至少有一个好处：为通俗文学和电影带来源源不断的题材。

许多这类故事都包含着相同的叙事：你可能不知不觉地生活在一个被人操纵的阴谋之中，无论这个操纵者是他人（《楚门的世界》）、电脑网络（《骇客帝国》）、还是共济会（丹·布朗的新著《失落的秘符》就将谈到共济会），而英雄人物首先要做的就是Trust No One（不要相信任何人），因为一切都已被操纵，然后孤军奋战，最终找到这个操纵者并击败他。

不难看出，这一直是好莱坞电影中最受欢迎的故事模式之一。从这一点来说，这种阴谋论还将会有市场，无论它宣称控告的是共济会还是其他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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