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诗成就如何，这个问题必须从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入手，百年新诗其实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相互关联又相互缠绕的问题。如何理解百年新诗，其实也就是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性。现代性问题解决不了，新诗的问题也就解决不好，新诗本身也是现代性的探索者先行者。

中国现代性问题发生于1848年鸦片战争之后，但真正开始探求比较全面的解决之道却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开始全面引进西方新思想新观念，反省和检讨中国文化与文明。新文化运动其真正突破恰在于新诗革命。学界一般认为，新诗的发生，时间确定是从1917年胡适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白话诗八首》算起。2017年正好是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周年。

百年新诗的积极意义

百年新诗，客观说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反对意见也非常尖锐。早在1930年代，新诗诞生15年之际，新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鲁迅就对当时的新诗表示失望，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新世纪初，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也认为新诗是一个失败，说朦胧诗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当然，声称新诗已取得辉煌的也不在少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已走在同时期世界诗歌前列。

我个人对此抱着相对客观超脱的态度，恰如前面所述。首先，这是一个与中国现代性息息相关的问题，可以说新诗的问题本身就事关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中国现代性所有的问题，中国新诗也有。其次，对于新诗发生和意义的判断，应该要放到一个长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成败得失。我一直认为冯友兰先生的一段话，特别适合用来讨论诗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及理解新诗与旧诗，那就是他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说的：“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上讲还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衡量，居于现代层面的“中国”来源于“旧邦”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它自身也存有内在创新的驱动力。不断变革、创新，乃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天命！这种“亦新亦旧”的特质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对五四以来新文化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理解上。新诗的发生，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必然出现的事件，是一种天命。

学者李泽厚就对新诗新文学予以高度肯定，他说：五四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是“成功的范例，它是现代世界文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冲撞而融合的一次凯旋，是使传统文化心理接受现代化挑战而走向世界的一次胜利。五四以来的新文体，特别是直接诉诸情感的新文学，所载负、所输入、所表达的，是现代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生活；但它们同时又是中国式的。它们对人们的影响极大，实际是对深层文化心理所作的一种转换性的创造”。他特别举例现代汉语在输入外来概念时，所采取的意译而非音译方式，很有创造性，文化既接受了传入的事实，又未曾丧失自己，还减少了文化冲突。“既明白如话，又文白相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合为一体”。

在这里，尤其要提到一点，以往讨论过于夸大了新诗与旧体诗之间的巨大断裂，其实，只要新诗还使用汉字，汉字里所有的信息、内容乃至价值意义，就还在传承，就不存在断裂。

百年新诗的主要成就

百年新诗的积极意义不容否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对新思想、新文化变革有着强大的催化乃至推动作用，在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等早期新诗人的诗歌中，自由、民主、平等、爱情及个性解放等现代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现代思想的启蒙和普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具有某种开天辟地的意义，在郭沫若的《天狗》等诗中，个性的张扬和自我解放达到极致。郭沫若站立东方遥望地平线，欢呼着新的世纪曙光和时代精神，赞美新的时代气象。郭沫若的形象因此是一个时代歌手和号角的形象，他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一诗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女神》中，郭沫若将五四以后呈现新景象的中国誉为“凤凰涅槃”，寄予新生的希望；这种对“新”的追求，正是区别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标志和象征。冰心则是美善与爱的呼唤者，这也许是因为冰心的留学背景，她给中国诗歌带来了相对匮乏的关于爱的现代观念，除了母爱、情爱、友爱，更重要的，还有博爱，包括对大自然和世界万物的爱。冰心自己称之为“爱的哲学”，这种“爱的哲学”是建立在现代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关于“爱的哲学”的宣扬，现在看来没什么特别，当时却是石破天惊，冰心也因此奠定了其文学史意义。此后，闻一多、何其芳、冯至、卞之琳等开始强调“诗歌自身的建设”，主张新诗不能仅仅是白话，还应该遵照艺术规律，具有艺术之美和个性之美。戴望舒、李金发等则侧重对欧美现代诗艺，如象征主义、意象派的模仿学习。抗日战争开始后，艾青、穆旦等在唤醒民众精神的同时继续新诗诗艺的探索，尤其艾青，其现代意识与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遭遇，加之对底层民众颠沛流离命运的深刻同情和悲悯，在流亡道路上相继写出了《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等著名诗篇。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及东欧、拉美诗歌的影响，积极昂扬向上的革命抒情主义一度占据主流，并为新中国奠定思想基础及美学典范。郭小川、贺敬之等成为代表诗人。

1970年代末，一批年轻诗人向外学习。在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下，继续开始新诗的现代探索之路，他们追求个性，寻找自我，呼唤人性的回归和真善美，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批判思想和时代意识，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和美学追求，这就是所谓的朦胧诗。朦胧诗是“文革”后期出现的一种诗歌新潮，朦胧诗主要的特点：一是其启蒙精神和批判性，高扬个人的权利，宣称“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二是对人性之美的回归、对日常生活之美的回归，呼唤真正的深刻平等的爱情、友情，比如舒婷的《致橡树》等诗。朦胧诗新的美学追求，得到了以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为代表的部分评论家的肯定，他们称之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但也被一些人认为写得晦涩、不顺畅，情绪灰色，让人看不懂，显得“朦胧”。确实，朦胧诗试图表达新的时代精神，创造新的现代语言，但因受制于翻译体影响，再加上表达受时代限制导致的曲折艰涩，诗艺上还有所欠缺，未能产生更大影响。随后，进入文学寻根时期，也是向内寻找传统的时期，将传统进行现代性转换，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期，民族本土性主体性意识开始觉醒。寻根思潮持续性很强，出现许多优秀的作品，比如杨炼的《诺日朗》、张枣的《镜中》、柏桦的《在清朝》等等，更年轻的推动者则有陈先发、胡弦等等。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台湾现代诗歌。台湾现代诗正好已经过向外学习，开始转向自身传统寻找资源，而且刚刚创作出具有一定示范性的代表性作品，比如余光中的《乡愁》、郑愁予的《错误》、洛夫的《金龙禅寺》等，体现出一种民族美学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