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产妇在待产室跳楼自杀事件，已经在舆论场里发酵了两天。但是，当事双方却各执一词，医院方面坚称是家属不肯签字，才导致不能实施剖宫产手术；家属方面表示医院不同意手术。甚至对于监控视频，双方也是各说各话，医院说，产妇下跪，多次“与家属沟通（剖宫产）被拒绝”。随后，家属方说：所谓“下跪”画面系因产妇疼痛难忍“下蹲”。事件正在滑入“讨伐渣男”之类的口水中。

我们今天应该讨论的是，如何避免悲剧的重演。

事实上，早在十年前就发生过类似的悲剧。2007年，孕妇李丽云在“丈夫”（事后查明为同居男友）陪同下去医院就诊，院方建议做剖腹产手术，“丈夫”一再拒绝签字，导致手术没有进行，最终孕妇死亡。事件曾引发全社会对“手术必须家属签名”的反思。之后《侵权责任法》立法时，明确：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医疗机构可以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当时很多人认为法律彻底解决了“李丽云悲剧”。

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的。就这次事件来说，医院还是在坚持家属签字的效力高于病患的选择。医院称：之前产妇“授权”其丈夫全权负责签署一切相关文书，所以在她本人未撤回授权时，医院无权改变生产方式。但是，按《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委托人可以随时撤回委托。简而言之，哪怕签了委托书，是否剖宫也可由当事人自己说了算，而不是由产房外的家属。这种“误解”是很可怕的。

“紧急医疗”措施不需要家属签字，已经被10年前的悲剧所揭示，已经被写入了法律，为什么还没得到执行？为什么医院没有依产妇的要求做手术，而是执着于家属签名？这才是问题所在。

其实，也不难理解，在目前的医疗环境中，院方倾向于“规避风险”。设身处地地为医生想一想：如果没取得家属签字，就按产妇的意志做了手术，万一发生意外的话，家属会不会借机闹事？医生还敢不敢理直气壮地按法律实施“紧急医疗”措施？

2015年上海的长海医院一位青年医生为抢救危重病人，在找不到家属的情况下，毅然代替病人家属签字手术，一时传为“正能量”美谈。但是，医生同行里“说酸话”，替当事医生捏一把汗、觉得“这是年少轻狂”的也不少。

“紧急医疗”措施明明是法律规定的内容，现实中各方却有另一套博弈机制，结果法律走了形，医生的专业判断不能发挥作用，大家躲着可能的风险行事，最后倒霉的还是病人。医院要从冰冷的授权书、同意书中走出来，从“风险规避导向”转向患者利益最大化导向，回归“医者，生死相托”的初衷。但是，社会要给足够的支撑，包括舆论、卫生部门以及司法机关的全面支持，这样医生在危急关头才敢下决心。

医疗活动的目的是积极挽救生命，而不是消极回避风险。病患及家属要对医生有足够的信任，法律规定不能被“打折扣”，医生同样要拿出担当。10年前的“李丽云悲剧”还在重演，必须彻底解决“手术签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