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 / 北京报道

4月24日，时隔60年，亚非领导人们再次从萨沃尔－霍曼饭店步行前往独立大厦。他们重走历史之路，是为了重申“万隆精神”。

应印尼总统佐科之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1日至24日赴印尼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此次会议以“加强南南合作，促进世界和平繁荣”为主题。这是继1955年亚非会议、2005年亚非峰会之后亚非领导人的第三次聚首。

与60年前相比，如今的世界已大不相同。但是，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合作，却是始终不变的主题。

化解意识形态纷争

时间回到60年前，1955年4月，万隆会议现场。二战后美苏对垒，世界泾渭分明。

因此，当周恩来来到大会时，虽然绝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表达了对和平友好的诉求，但有的国家代表攻击共产主义，有的则表示对中国的疑虑。

鉴于会场气氛紧张，周恩来决定放弃阅读事先准备的发言稿，而将原稿油印散发，另作一个补充发言。4月19日下午，周恩来登台讲话，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

这便是著名的“求同存异”方针。

而后，在大会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提出了著名的十项原则，即以“团结、友谊、合作、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等为核心的“万隆精神”。而这十项原则，正是由以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石引申和发展而来。

在世界外交史上，万隆会议可谓罕见：一个没有强国参与的国际会议，却能对世界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其影响力的价值源泉，就是“万隆精神”。在此精神旗帜下，亚非发展中国家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

正如周恩来在此次会议上所说“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万隆精神”无疑有助于打破当时极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此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已经增进了其他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认知，“万隆精神”使此更进了一步。

“至此，中国基本化解了意识形态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矛盾，为开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铺平了道路。亚非会议后至1959年，同中国建交的民族主义国家迅速增多。”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罗建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亚非会议后的第二年，中国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开启了中非关系的大门。随后，中国与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获得广泛发展。从1956~1965年的十年间，有26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翻了一番。在这些国家中，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除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古巴外，均为阿拉伯非洲国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坦桑尼亚代表穿着中山装投票

某种程度上，正是万隆会议，使得中国得以通过亚非国家，开启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交恶使得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处于美苏夹缝中的中国，以毛泽东提出的“第三世界”为指引，将亚非国家为主要力量的发展中国家视为中国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间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非洲独立运动正在南部非洲广泛展开，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便有32个国家获得独立。这为中国形成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现实基础。

中国为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巨大帮助。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中国外援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5.88%，1973年甚至一度达到6.92%。非洲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在1956~1977年之间，中国对非经济援助占中国外援总额的58%。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援建坦赞铁路。

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但是，作为世界第三大铜矿产地，新生的赞比亚因地处内陆没有出海口，经济发展极为受限。

尽管时任对外经委主任方毅担忧援建坦赞铁路“恐怕国力吃不住”，但中国依然以9.88亿元人民币无息贷款、100万吨各种设备材料，近5万人次工程技术人员，以及66条生命为代价，实现了坦赞铁路通车。

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原则。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1985年会见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时说：“无论是在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的主权。”

这奠定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关系的基础。

1971年，在第26届联大会议上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进行表决，坦桑尼亚代表穿着中山装参加投票。该次表决共收到76票赞成票，非洲国家投了26票，超过三分之一。亚洲国家投了19票。

2014年6月5日，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中，习近平说：“我们不会忘记……40多年前，13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朋友一道，投票赞成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

“在特定年代，南南合作使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家尊严与国际尊重。中国借助第三世界的整体力量彰显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与影响；而中国重返联合国反过来又加强了第三世界在国际斗争中的整体力量，让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与亚非世界的关系。”罗建波说。

使互利合作更加名副其实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国家的历史进程骤然起变，南南合作的重点开始从政治走向经济。

当时，亚洲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走上经济腾飞的道路，亚洲四小龙正是在此期间各领风骚。

非洲虽起步较晚，但随着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独立，殖民体系在非洲的统治也走向崩溃。经济发展取代反殖民主义、民族独立，成为非洲大陆的新主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路，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

基于此，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开始呈现出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在两方面凸显，其一是对外援助的思路改变，其二是经贸往来的规模递增。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中国要继续坚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要注意方法和效果。“争取做到外援支出虽有所减少，但收到的效果比过去更好。”

在此精神指导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逐渐开始调整。1982年，中国提出了同非洲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次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无偿援助开始减少，在继续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无息贷款，实施承建成套项目的同时，中国开始注重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

“中国在继续强调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是中国外交立足点的同时，转变了以前以援助为主的合作方式，使互利合作更加名副其实，这可以说是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变化。”张清敏说。

经贸往来成为连接中国和亚非国家之间的新桥梁。

在此之前，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往来十分有限。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在1977年仅为7.2亿美元，与中东地区的贸易额在1979年仅为6.4亿美元。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非贸易额总体规模保持在10亿美元左右。到1992年，中国和中东国家贸易总额达到35.25亿美元。

“在亚非世界追求经济发展的时期，南南合作同样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历史作用。对中国而言，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当前外交的基础和立足点，是中国实现发展与复兴的战略依托。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发展及对原材料特别是能源需求的日益增长，中国必须实现销售市场和资源进口的多元化格局，而亚非世界拥有日益扩大的购买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必然成为中国的重要经贸伙伴。”罗建波说。

中国与第三世界一致率上升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经济建设的需要，使发达国家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位置迅速上升。但是，中国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并没有发生变化，仍认定自己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因此，中国与诸多亚非国家仍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刘中民曾撰文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确立了全方位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放弃以大国画线的做法，使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得到全面的发展。据统计，1980~1990年有24个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在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联合国大会投票中，中国与第三世界一致率从 1971~1976年的58.5%上升到1984~1987年的84.5%。

此间的世界，也处在二战后最大的变局中。冷战结束改变了两强格局，新格局下，各国开始调整自己的角色及与外界的互动方式。

其中对中国来说颇为有利的变化是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缓和。新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首先是从周边国家开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是中国在解决中印间历史遗留问题时提出的。

但是，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美苏及其同盟先后对中国构成威胁，同盟中就有不少中国的周边发展中国家。此外，中国与印度、越南、印尼等国家也曾发生过摩擦，乃至战争。“这种关系在冷战结束前夕，随着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和国际关系局势的缓和得到根本的改变。”张清敏说。

冷战对非洲的影响却是另一回事。由于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的停滞和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非洲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被边缘化，非洲国家不得不寻求新的思路。

多边合作的价值

其新思路之一便是加强多边合作，这在中非关系上也体现得颇为明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刘青建说：“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与非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非双边合作的基础上，开展了较深入的合作，使传统的双边合作发展到多层次、全方位、多边机制化合作的高度。”

“2000年中非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多边合作机制，不仅把双方伙伴关系提升到战略层次，而且为中非共同建立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谋求共同发展构筑了框架。2006年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把中非新型伙伴关系提升到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层次。”刘青建说。

不仅是与非洲，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多边组织的联系和合作，这是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变化的一个新特点。

从1992年中国政府观察员代表团参加第10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雅加达会议开始，中国以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身份，派团出席了随后的历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及协调局部长级会议。此外，中国与阿拉伯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太平洋岛国论坛，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等不同地区的多边区域性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合作。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最具成效。

“在政治上，中国通过参与东盟地区论坛（ARF），增加了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信任。经济上，通过东盟与中日韩（10+3）和东盟与中国（10+1）合作框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这些都有力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使中国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成为近代以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张清敏说。

加强与多边组织的联系和合作，也成为解决边界问题的一个渠道。

在西北方向，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于1996年签署了边界管理和军事互信协议，形成“上海五国”会晤机制，这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这一多边组织不仅在边界和军事领域发挥作用，还成为维护地区安全、促进经济整合、加强人文交流的国际平台。

新阶段如何登上新台阶

最能量化中国与亚非关系变化的，无疑是双方的经贸额。

在2004年，中国同亚非国家的贸易额超过4000亿美元，已经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而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的纵向变化更为直观。2013年增加到2102亿美元，达到1977年的近300倍。

在政治上，亚非国家同中国的关系依旧密切。2004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60届会议上，中国第11次挫败西方一些国家的反华议案，在支持中国的28票中，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占26票，其中亚洲10国，非洲15国。

但是，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一方面，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经济新殖民主义甚嚣尘上；另一方面，中国与亚非发展中国家也面临一些需要正视的问题。

“由于中非在低端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纺织品领域存在竞争，中非贸易摩擦和经济利益冲突不仅在非洲本土出现，而且扩及第三国市场。相比来自西方的担忧和批评，这些从非洲本土发出的声音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但这些都是正常国家关系中的正常现象，只要双方能够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平等互利地处理这些问题，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必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不断迈向新的台阶。”张清敏说。

不过，在新阶段如何登上新台阶，却是一个新课题。目前，中国经济规模占亚非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全球居首，又是亚非阵营中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亚非诸国对于中国的期待，自然有所不同。

“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大国，中国不仅在加强南南合作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还担负着促进南北合作与对话的使命。在现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中国亦要多为世界发展提供‘公共物品’。”贺文萍说。

“事实上，中国政府近一年来提出诸如‘一带一路’新倡议，设立‘丝路基金’、建立‘金砖国家银行’、以及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设想和动议，均是希望最大限度地与亚非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在发展经验、资金和产业发展优势领域等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和产业对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贺文萍说。